许渊冲先生的“狂”在圈内几乎是尽人皆知的，他的名片上面赫然写着“书销中外百余本，诗译英法唯一人”，“不是院士胜院士，遗欧赠美千首诗”。先生性格之直率，心胸之坦荡，个性之张扬，不免使我们想起那久已远去的魏晋狂士，虽然其直言不讳、不拘一格也难免受人诟病。
可他却狂而不妄。孔子有言：“狂者进取。”先生则将“自豪使人进步，自卑使人落后”作为他的人生信条，书写在书房卧榻的横幅上。
狂，却狂得有根有据，狂得坦坦荡荡，狂得彻头彻尾！
“我是狂，但我狂而不妄，句句实话。是120本就是120本，我绝不说成200本。”“我是诗译英法唯一人，上世纪60年代我就是唯一人，到现在还是唯一人。”“说我是‘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’，那要看我的瓜甜不甜，如果瓜甜就不能说我是自吹自擂。”归根到底，先生的“狂”源于他对自己文化和语言的自信，源于他扎扎实实的努力。他常常引用老同学杨振宁的话：“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，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。”
是啊，曾几何时，我们自惭形秽，把愚昧归咎于祖国的传统文化，把落后归咎于汉语汉字，试图全盘西化，妄想走拼音化的道路，结果南辕北辙，教训沉重……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先生就提出并践行着“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，就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，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；同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，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，愈来愈光辉灿烂”，这是何等的重任啊！
许渊冲先生著作等身，一生的著作就围绕在他的周围，汉英互译，汉法互译，整整一百二十余本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几个简陋的书架之上，而书桌的上方，则悬挂着一幅老友的书法：“译古今诗词，翻世界名著，创三美理论，饮彤霞晓露。”
先生载誉不断，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，2014年获得国际译联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，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。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使得许先生赢得这么多骄人的成绩呢？依我看来，主要因其是百年不遇的通才。
首先是古今中外之通。先生的译著覆盖了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汉魏六朝诗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桃花扇》、元明清诗，到毛泽东诗词、陈毅诗词，几乎无所不包，被誉为“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”。而外译中方面，则更是涉及英、法、美等多国的文学作品。其中英美文学有《一切为了爱情》（1956）、《昆廷·杜沃德》（1987）、《飞马腾空》（1991）、《埃及艳后》（1994），2015年起更是向莎士比亚全集发起了挑战并陆续出版。法国文学则有《哥拉·布勒尼翁》（1958）、《人生的开始》（1983）、《入世之初》（1986）、《雨果喜剧选》（1986）、《追忆似水年华（3）》（1990）、《包法利夫人》（1992）、《红与黑》（1993）、《约翰·克里斯托夫》（2000）《罗曼·罗兰精选集》（2004）以及《高老头》（2008）等多部。由此可见，许老的翻译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，无所不及。这其中，不但涉及了英、法、汉等三种语言，更是体现为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戏剧等多种文体，被“文化昆仑”钱钟书先生誉为“如十八般武艺之有双枪将，左右开弓手矣”。纵观整个译坛，如今能与许老比肩者的确寥寥无几。
其次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贯通。一直以来，我国翻译领域大家辈出，翻译思想层出不穷，“案本、求信、神似、化境”，各显其能。而先生的理论则是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。他对翻译更是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。在自身大量实践的基础上，他将自己的翻译思想概括为“美化之艺术，创优似竞赛”。先生坚信：“理论来自实践，又要受到实践的检验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”“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竞赛，竞赛中要发挥译语的优势，改变劣势，争取均势”，即“发挥译语优势论”，这是其对于翻译的认识论，而“三美论”（意美、音美、形美）则是其诗歌翻译的本体论，“三化论”（深化、等化、浅化）是译诗的方法论，“三之论”（知之、好之、乐之）是译诗的目的论。“三美”“三化”“三之”“三势”共同构成了先生的“美化之势”，实践着“真”与“美”完美结合。
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实践，又是为了实践和检验他的翻译理论，同时力争超越前人的翻译，甚至在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中超越原作。他曾不断地与翻译巨匠傅雷展开竞赛：“傅译已经可以和原作媲美而不逊色，如果再创造的‘美’能够胜过傅译，那不是最高级的乐趣吗？”通过海量的翻译实践，先生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翻译学说，从而相得益彰，愈战愈勇，取得了理论和实践双丰收，翻译作品惠及大众，翻译理论恩泽译林，这在中外翻译史上恐怕并不多见。
再次是翻译与创作的贯通。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，大家迭出，特别是“五四”前后，更是高手云集。从严复、林纾、梁启超，到鲁迅、周作人、梁实秋、林语堂，哪一个不是著译等身，“左右开弓”。但不知什么时候，翻译与创作突然成了“两张皮”，搞创作的不懂外语，只看译文；搞翻译的不会创作，只能“照猫画虎”。从此以后，译界再难出现翻译大家。试想，从未创作过的人，怎能完成两种语言间的“再创作”？！而许先生是当今为数不多的集创作与翻译于一身，汇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凤毛麟角的大家之一，与“五四”的先哲们一脉相承，是“五四”精神的回归。1996年他出版了回忆录《追忆逝水年华》，历数联大往事，追忆往昔师生，被评论家人称“妙语连珠”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一版再版。而先生仍觉意犹未尽，又出版了《续忆逝水年华》，其后一鼓作气，出版了《联大人九歌》《诗书人生》《山阴道上》《往事新编》《西风落叶》，直到刚刚出版的《梦与真》，激情四射，妙笔生花，感人至深。这些系列作品刊出之后，许多亲朋故友、同学及其后人，纷纷盛赞先生笔下的故人“栩栩如生”“呼之欲出”。先生的才气和文笔，先生的真情与坦诚，让读者无不动容、感慨万分。
许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走我这条路的人多了，中国文化就是世界一流了。”这既是他的霸气，也是他的坚守，既是先生厚积薄发的结果，也源于他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。从许老身上，我们既看到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力量的延续，又看到了先生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和语言自信。
恩师潘文国先生说得好，“吹牛”说的是“量”，把无说成有，把少说成多，那是吹牛。他有那么多书，谁敢说他吹牛？“狂妄”说的是“质”，把差说成好，把一般说成优秀，目空一切，那是狂妄。学界对他的不服与批评主要在此，特别他的竞赛说、超胜说，让很多人看了不服，认为中国人怎么可能超过外国人？然而这正是他的最可贵之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