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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这位学术翻译界大咖盼后继有人 却不敢劝年轻人投身

        作为国内引进麦克卢汉、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环境学第一人,何道宽至今认为最难翻译的就是麦克卢汉那本《理解媒介》。这位学术翻译界的大家50年来翻译两千多万字,“量产”速度让人望尘莫及。目前国内同样在做学术翻译的也就几十人。何道宽说学术翻译枯燥艰辛,翻译者多要困守书斋,不问回报,跟做志愿者差不多,他也不敢劝年轻人投身这行。他呼吁学术翻译应获重视,不然难有后人。深圳注重“文化强市”,更应重视学术翻译这个重要的学术文化基础领域,完善学术建设短板。


        何道宽,1942年1月13日生于四川,深圳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、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,著作和译作80余种,逾2000万字,是从事英语语言文学、文化学、人类学、传播学研究的资深翻译家,国内引进麦克卢汉、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环境学第一人。

        30年前读《理解媒介》

        “其他书都能看懂,只有这本不懂!”

        何道宽的少年时代接受了传统国学教育,熟读四书五经,而后进入新制中学。1959年进入四川外国语学院英文系,1978年入读南京大学英语系攻读硕士学位。

        1980年他因公派赴美访学,开始了被他形容为“葬身于图书馆”的生活。一年之后他海运400余册书籍回国,这些书和上世纪80年代国内井喷式出版的新书,成为他读书、写作和翻译的重要资源。何道宽回忆,上世纪80年代既有读书狂潮,也有下海狂潮,那是他疯狂阅读的10年,遨游在人文社科书籍和中国经典古籍中。那个年代每天近80%的时间都在停电,何道宽经常挑灯秉烛,备课之余就是读书,“不知疲倦为何物”。

        何道宽介绍,这个阶段是他在专业翻译路上的“基础学步”阶段。

        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是何道宽最重要的翻译成果,他是国内引进这两者和跨文化传播的第一人。关于接触麦克卢汉的著述并决心翻译的机缘,何道宽称,因公派赴美访学时,他选修了两门课程,在接触到的杰出人文社科专家的书中,使他震撼的是马歇尔·麦克卢汉的《理解媒介》,因为其他的书能看懂,只有这本书看不懂。这是促使他决心把书引进国内的原因之一。

        让他投身传播学翻译的原因还有一个,上世纪80年代时国内做传播学研究的学院极少,传播学研究精华在国外,翻译成了重要的一道桥梁。怎么办,谁来做?当仁不让是译者,他由此跨界进入传播学领域,1987年开始翻译《理解媒介》,该书于2008年被评为“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”之一。

        8个月方译出这本书

        为《理解媒介》加了500条注释

        在传播学中,《理解媒介》意味着媒介环境学的正式诞生。在译完麦克卢汉系列著作和发表数篇论文之后,何道宽又翻译了除了麦克卢汉之外,北美媒介环境学三个世代里另外两位代表——波斯曼和莱文森的著作。

        翻译至今,何道宽仍认为麦克卢汉的著作是所有作品中最难翻译的。《理解媒介》是从1987年7月译到隔年2月才结束,区区20万字花了8个月,按现在功力2个月就可以搞定了。何道宽说,当时一来书难翻译,二来基础也没现在这么深厚,所以翻译得辛苦。这本书没有索引、没有关键字、没有注释,旁征博引,用典艰深,行文跳跃,逻辑清奇,即使英语科班出身也阅读吃力。译作里近五百条注释,都是何道宽自己标上去的。

        麦克卢汉、波斯曼和莱文森“师徒”三代三人各有差别,但都聚焦于一个共同点:媒介对人类的影响,他们都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。麦克卢汉于1964年提出“媒介即讯息”,令人震撼,他认为媒介的形式本身改写人类的历史,这种先知式的理解而今已被现实证实大众认同,在当时则实属远见,令何道宽由衷感到佩服。

        在这三者中,何道宽偏好莱文森的理论和立场:一切媒介的缺点都是可以补救的,媒介的演化服从人的理性,人既然发明了媒介,就有办法扬其长而避其短。他也对新媒介对人的影响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。

        做学术翻译如做志愿者

        “不敢劝年轻人投身这行”

        何道宽于1993年离开四川外国语学院到深圳大学任教,2002年退休。截至2017年初,他翻译涉猎文化学、人类学、传播学,著作和译作80多种,逾2000万字。尽管译作众多,何道宽却自嘲,他自知“什么也不会”,只适合当书匠,只能做翻译。所以多年坐冷板凳做翻译,并不觉得有外人所认为的苦。

        虽不言苦,但早年的出版经历还是让他感慨。因为学术译著市场小,他好几本引进美国人类学经典的书都因为出版社毁约而取消,而对麦克卢汉的翻译也几经波折才出版。何道宽回忆,学术翻译是不被计入科研统计成果的,稿费也很低,上世纪90年代千字33元,千字60元,20万字译作收入也就几千到一万元。而且翻译版权是一次买断,比方一本书5年版权,他们只能翻译的钱,5年的版税与他们无关。

        环境不好,自然影响译者的创作。现在不乏新手“试笔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大兵团”的多人合作翻译模式等,都是何道宽很反对的翻译做法。

        何道宽说,学术翻译枯燥艰辛,翻译者多要独坐冷板凳、困守书斋。像他那样熬个二三十年熬出头的人实在少,大多数人都坚持不下去。做学术翻译的人多像志愿者,他也不敢劝年轻人投身这行。

        据了解,目前国内同样在做学术翻译的也就几十人。何道宽呼吁,学术翻译应获重视,不然难有后人。深圳重视文化强市,要重视学术翻译这个重要的学术文化基础,助力弥补学术建设短板、文化建设繁荣。

        他的媒介生活

        要网络阅读不要微信

        作为研究媒介的人,何道宽在生活中如何使用媒介?他习惯使用电脑,使用网络,但通讯工具仍然使用座机,从来没用过手机,也没有用微信。电子媒介兼具教育和娱乐功能,他也充分享受,比如平常晚上会拿看电视作为睡前消遣。他还形容网络阅读“是幸福的”,现在读报少了,基本是网上浏览。带着目的进行搜索,能不迷失方向又获得比报纸更大量的信息。

        对于手机“低头族”,何道宽认为,看手机也要超越手机所能带来的,不要沉迷于技术、成为技术的奴役。国人手机不离身,多数情况下不是在看书,是在娱乐和获得碎片化信息。但在外国,比如德国,走在路上看到的人很少会手机不离身,等待过马路、坐车时更多的是在看书。电子媒介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不断加深,是好是坏全看使用者的态度和策略。“不看电视是傻瓜,看多了也是傻瓜。”他奉劝年轻人看书和看手机时间应该平衡。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生活也要平衡。正如莱文森所说:人不能只靠信息生存。生活是一种充分参与的游戏,我们渴望在现实之中得到报偿。这也是虚拟世界给不了我们的。

        “百万教授”的典故

        每年译作字数超百万

        何道宽如今75岁高龄,每年译作字数超百万,被学生称为“百万教授”。自2002年退休后,他每天固定凌晨三四点起床,除去用餐,一天下来累计工作十个小时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0年,他才把工作时间减少了一个小时。何道宽极少出去应酬吃饭,“不会也不愿出去”,晚上的时间用来彻底放松,看看新闻和纪录片,9点准时睡觉。

        何道宽说,退休前还要教学,也承担行政工作,靠抽时间读写,退休后他舍不得将时间花在其他地方,基本全部时间用于翻译。近几年在旁人鼓动下才终于出去旅游了几次。


        他不主张年轻人跟他学,因为他的生活有偏废,只有主业,没有副业。缺少生活情趣,没有诗词歌赋。他常建议学生,游戏和恋爱不可或缺。

        经常有年轻一辈的学术界人士跟他说,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。他很高兴能为学术传承和传播做点工作,余生也无他求,何道宽想再多翻译几本书,也继续为学术发展铺路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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